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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陈俊明 中新经纬） 　　7月，美股芯片股跳水式暴跌迅速蔓延至韩国、日本等资本市场。韩国三星电子、SK集团与英伟达等美企签下近万亿美元的大单未能提振市场，一周以来，美韩芯片股遭遇恐慌性抛售。 　　这轮暴跌让上个月还载歌载舞的AI投资者深陷沉默。 　　从高盛等华尔街银行，到因《大空头》而闻名的投资者迈克尔·布里，数月来一直警告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交易协议具有“循环”性质。英伟达为其芯片上下游提供资金并持有股份。投资者担心，这类“循环”交易可能会扭曲市场。 　　根据高盛的研究，自2022年11月以来，人工智能相关公司市值已增长约27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如果人工智能的盈利能力未能达到预期，市场可能会萎缩。 　　从AlphaGo称霸围棋界到ChatGPT面世，美国在算法大模型领域积累了显著的先发优势。但近年中国大模型的崛起对AI格局有所冲击。 　　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提到，中国大模型独角兽月之暗面新一代开源大模型Kimi K3撼动资本市场，并称其与DeepSeek在2025年发布时引发的市场恐慌如出一辙，连马斯克都赞其“令人印象深刻”。 　　赞誉声中，威胁悄然靠近。 　　7月22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表示，月之暗面对美国人工智能企业Anthropic进行了蒸馏，从而开发出Kimi K3。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威胁称，要用制裁和“实体清单”来应对中国企业的蒸馏。 　　“美国不应该禁止这类大模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这样说，中国大模型非常优秀，人工智能技术将会渗透到更多行业。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7月24日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 　　实际上，如果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美国公司日子并不会好过。 　　根据数据平台OpenRouter，今年中国AI模型的整体使用量已超过美国同类产品。 　　“随着人工智能成本飙升，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对美国公司具有强吸引力。”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Kyle Chan表示，美国公司现在更加注重成本。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援引专家观点，开源的中国模型比Anthropologie和OpenAI模型便宜60%到90%，但它们运行接近顶尖模型。 　　6月，人工智能初创公司Lindy将其业务从Anthropic转移到DeepSeek。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弗洛·克里韦洛表示，可以看到成本曲线断崖式下降，公司将在几个月内节省数百万美元。 　　“我们超过90%的人，并不需要Anthropic的大模型。”数字遗产平台LilyList的创始人梅因霍尔德表示，公司经营只需要够用的模型。 　　Hugging Face的机器学习主管Yacine Jernite表示，越来越多的公司倾向价格更实惠、可自行控制的AI技术，这通常是使用中国方案。 　　一些大型美国公司也开始转向中国大模型。 　　据美联社消息，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表示，正在转向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以降低成本。爱彼迎采用了阿里巴巴的Qwen模型，并称赞其“快速且便宜”。 　　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威胁发出后，硅谷创业圈陷入恐慌。近200家美国科技初创企业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切断对中国开源模型的访问，认为这将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 　　“会有数百家公司瞬间倒闭。”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初创公司Particle创始人苏海尔·多希表示，禁止中国AI模型会导致小企业被迫转向Anthropic的昂贵模型。 　　目前，美国人工智能产业陷入“AI泡沫”的担忧。美国《时代》周刊直言，数万亿美元投资用于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与用户数十亿美元人工智能支出之间存在根本性错配。 　　在抉择关口，美国政府可以有更多选项。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近期表示，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 　　文：陈俊明 　　 　　责编：姜莹 贾亦夫

　　针对金融行业存在的大股东无序干预、股权乱象、高管履职失范等治理顽疾，一份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全业态的重磅机构治理顶层监管政策正式落地。 　　7月31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从改进股东治理、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等方面提出22条措施，推动整治大股东违规干预、内部人控制等突出问题。 　　《意见》明确，到2029年，要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 　　差异化分类监管 　　相较于此前的统一化监管规则，本次《意见》的一个突破是建立健全分级分类的差异化监管体系，进一步提升监管精准性。 　　《意见》实施分类监管，推动金融机构建立健全与资产规模、风险特征、股权结构等相适应的治理结构。加强对金融机构控制权的识别和规范，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股东股权、关联交易等实施穿透式监管。 　　差异化监管的落地，是适配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现状的必然举措。我国金融机构体系差异较大，从银行业到保险业再到证券业，从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到“草根”的村镇银行，统一标准既缺乏针对性也浪费监管资源，唯有精准施策方能提升效能。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各家金融机构的体量、风险水平、股权结构差异巨大，“一刀切”治理标准缺乏可行性，分级分类监管能够提升治理规则的适配性。 　　在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看来，大型金融机构的落实难点在于业务庞杂、子公司众多带来的“大而不能管”困境，侧重点应放在强化顶层设计、优化董事会制衡及构建全集团穿透式风控框架，防止风险交叉传染。中小金融机构的瓶颈则在于人才匮乏、系统落后等“小而弱”的资源短板，侧重点需优先聚焦于清理不规范股东和隐性关联交易，建立权责清晰且简洁高效的内控流程，避免照搬大机构模式。两者路径不同，但均需围绕自身规模与风险特征量身定制，以求风险防控与稳健发展的动态平衡。 　　产业与金融资本设立“防火墙” 　　近年来，大股东通过控股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利用其违规向自己输血，使之沦为自身提款机、钱袋子从而暴雷的案例时有发生。 　　本次《意见》提出从准入、行为两方面着手加强股东治理。从准入关口、日常行为、追责机制全链条发力，彻底切断实业资本无序控股、违规套利的路径。 　　《意见》明确，严把股东准入关口。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严禁违规跨业经营、杠杆率过高的企业或存在严重失信行为、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的企业和个人成为金融机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穿透识别金融机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强化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报告义务，严禁隐瞒控制权关系、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严防虚假出资、循环注资、抽逃资本。 　　董希淼认为，穿透识别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穿透式监管”的具体体现。此举通过刺破复杂的股权代持和多层控股结构，旨在从源头上封堵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制度漏洞，防止虚假出资、循环注资等隐蔽风险。 　　同时，严格规范股东行为。《意见》称，金融机构股东应在公司治理框架下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严禁滥用股东权利或违规干预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活动。严禁金融机构向股东及其关联方输送利益。建立健全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机制。保障中小股东对重大事项的知情、参与决策和监督等权利，董事、监事选举等重大事项要充分反映中小股东意见。 　　董希淼认为，《意见》是落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所确立的上位法原则的具体举措，将法律层面对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监管授权，细化为可操作的穿透识别规则和关联交易监控手段，构筑起覆盖事前准入、事中监测和事后追责的全链条防线。 　　杜绝从业人员“带病流动” 　　金融机构高管及核心从业人员是内部治理的关键主体，其履职能力与职业操守直接决定机构风控水平。 　　过去，部分从业人员在原机构违规违纪后，通过跳槽同业机构规避处罚，监管问责存在时间、空间漏洞，违规成本偏低。本次《意见》聚焦“关键少数”，建立终身问责机制，彻底杜绝从业人员“带病流动”，全面压实从业人员履职责任。 　　《意见》明确，严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准入关口，提升其职业操守和专业素养。严防违法违规人员在金融行业内“带病流动”。加大稽查检查力度，严惩违法违规的金融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金融从业人员，严惩违规占用资金、违规融资或担保、违规转移资产等行为，及时将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违法违规线索移送行业主管部门，对重大问题依法依规实行终身问责。 　　董希淼认为，终身问责机制将从源头上清除有严重“前科”的人员在机构间流窜，防止风险随人迁徙，有效遏制“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长期看将全面提升从业队伍道德水准。同时，该要求将压力传导至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若其协助隐匿违规亦面临严厉追责，从而压实市场“看门人”责任，推动行业文化从投机取巧向守法合规深刻转型。 　　娄飞鹏认为，《意见》持续抬高违法违规成本、建立从业人员“带病流动”防控机制，一方面倒逼机构完善内部风控与人员管理，压实董事高管履职责任；另一方面阻断违规人员跨机构转移风险，防范风险跨市场扩散。